目前，中国的慈善事业还不够发达已成为一种社会共识，因此,如何推进慈善事业已成为中国当下广受关注的问题。与慈善事业不发达相伴随的是中国的慈善文化出现种种不健康状态，主要表现于现今的慈善活动具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、局限于捐钱、功利性十足、背负太多功能等。显然，出了毛病的慈善文化将制约慈善事业的长足发展。因此，中国需要建设一种健康的慈善文化。应当认识到，慈善是一种自愿行为，发展慈善事业要靠多鼓励激发而非强制；慈善自有其社会价值——社会联合的天然纽带，不能让它承载更多的使命，去解决突出的社会问题。

　　一、注重慈善的自主性

　　每个人的心灵中都潜存着慈善心，即对他人的不幸遭遇所抱持的同情与关怀。早在2000多年前，亚圣孟子就说：“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”。孟子认为同情心乃人之天性，具有超越现实功利的性质，“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，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，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，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，非恶其声而然也”。在西方，也有相类似的观念，英国大思想家亚当·斯密在其传世佳作《道德情操论》中认为，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，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怜悯或同情（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所产生的感情）的本性。现代科学验证了人人具备同情心，有科学研究发现，当人们看到别人痛苦时，不只是感到难受，而是在大脑上也会有反应，就象是自己也在遭受着痛苦一样。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也真切体验到这种情感。

　　当我们看到或想到他人遭遇不幸时，我们往往会设身处地的想象他人该是多么痛苦，我们也会感受到这种痛苦，如同发生在我们身上。这时，强烈的同情心就会促使我们采取可能的行为，给予他人精神或物质援助以缓解他人的痛苦，慈善行为就这样产生了。因此，慈善是一种顺乎人性善的一面的自主行为。在慈善过程中，施善者可以获得双重精神愉悦感，其一，自身的因同情产生痛苦感得以释放；其二，因看到或想到不幸者的痛苦得以一定程度的减轻而欣慰。

　　既然慈善是自愿行为，那么慈善的对象和力度都应由当事人内心意愿来决定。然而，在中国现实生活中的不少场合，慈善被赋予了一定程度的强制。较常见的是，在组织对困难人群的捐助活动中，有关部门往往把捐助金额下达到单位或个人，有些单位甚至直接从个人工资中扣除。近年来，出现一种舆论强制，要求富人大把掏钱做善事，否则就会被指责为富不仁。一个典型例子是，农民刘福成为了给女儿治病，公开向国内六大富豪写信求助。此事一经媒体报道无异于把富人推向道德法庭，接受公众审判。可以说，当慈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“摊派”或“勒索”，慈善就已不成其为慈善。强制慈善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。一方面，它引人反感，从而致使人们消极对待。另一方面，它使慈善变成一种机械活动，剥夺了施善者的精神愉悦感。显而易见，强制慈善会损害慈善的美好品质并严重抑制慈善心，使慈善事业难以为继。

　　我们说慈善讲究自主自愿，外部力量不应加以强制，但并不等于发展慈善事业外部力量完全不能有所作为。事实上，我们可以通过鼓励、激发人们的慈善心去推动慈善事业。人人心中都潜存有慈善心，只要被唤醒被打动就可转化为慈善行为。因此，在需要捐助的场合，组织者应当通过适当方式让人们感受到捐助对象苦难以引发同情心，从而积极提供援助。在善款的运作中，应实行透明化管理，切实做到善款善用，以赢得公众的信任并避免亵渎施善者的美好意愿。善款的使用情况及效果尽可能向捐款者回告，以便施善者获得精神愉悦感，从而愿意把慈善行为发扬光大。

　　在一般中国人的印象中，似乎慈善只是道德高尚者和有钱人的专利。其实不然。我们每个人都具有同情心，而慈善行为并不要求人们作过大的牺牲，人人都可根据自身条件，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援助不幸者。在现实当中的慈善活动基本上是捐款，这让人产生慈善就是捐钱的看法。事实上，慈善是多种多样的，凡是帮助不幸者的行为，不论精神层面还是物质层面都是慈善，比如，照顾孤寡老人，扶盲人过马路，为孤儿院儿童义演，给流浪汉一个面包等。慈善心是不分大小的，每一种慈善行为都是可贵的，值得社会赞许和鼓励。澄清上述片面认识，有利于激发公众参与慈善事业。

　　二、摆正慈善的社会价值

　　慈善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。人世间变幻莫测，一个人总是难免遭遇这样或那样的不幸，身陷于苦难之中。对不幸者来说，最残酷的打击也许不是不幸本身，而是其他社会成员对他们的不幸熟视无睹，无动于衷。反之，其他社会成员对苦难者的深切同情和积极援助，改善他的生存状态，无疑是他最大的幸运，将给他带来温暖和力量，使他振作起来继续前行。在前一种情形下，社会联合的基础已大体瓦解，因为人们组成社会联合体，是基于社会成员相互援助产生的联合力量能够更好应对各种问题，从而比独自生活有更好生活前景。可以说，包含慈善在内的相互援助是一种自然义务。由于慈善乃人性中美好情感的本能反应，它自然而然地成为社会联合的粘合剂以及社会人际关系的润滑剂，总之，慈善是社会联合的一个天然纽带。在一个慈善蔚成风气的社会里，将充满友爱、温馨、热情及和谐，每个人都感到有力量。

　　近年来，中国人在谈及慈善的社会意义时，常常把慈善看作第三次分配。确实，在客观上，慈善具有一定分配效果，使社会物质财富从宽裕者手中流转到短缺者手中。但是，过于强调慈善的分配功能是不适合的。首先，它忽略慈善本身内在的价值，把慈善当成一种工具，搅浑了慈善的源头活水。其次，它容易让人把慈善理解为就是捐钱至多加上捐物，而眼下的慈善活动基本离不开捐款，更让人产生这种看法。

　　第三、重要的是，它容易让人理解为慈善是从富人手中“拿”一部分给穷人以损有余而补不足，简单认为富人有钱所以应当大力支持慈善事业。这种看法是比较有市场的，在当前中国贫富差距过大的情形下，它演化为让慈善去解决贫富两极分化问题，强制慈善也就在所难免了。在这里，我们对富人该多做善事应有一个正确认识。确实，富人因为有钱比别的社会成员更有能力行善，然而，仅仅以此为前提，那就成了以慈善的名义进行劫富济贫，也许又是均贫富思想在作怪。我们应当从社会合作的立场来看待这个问题。富人无论是企业家还是知名艺人，他们的成功都离不开社会大众的支持，在聚集财富的过程中，他们占用更多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。因此，他们通过慈善活动适当回报社会是合情合理的。当然，他们已通过缴更多的税对社会应有所回报，但是仍有空间激发他们自愿行善。

　　如今，在中国，人们有意或无意的让慈善背负过多的职能，试图利用慈善去解决一些重大社会问题。这些问题除了上述提及的缩小贫富差距，主要还有教育问题（助学）、医疗问题（助医）等。读不起书、看不起病等问题已相当普遍，很多遭遇这些困境的人都寄希望于慈善资助，而不少社会人士也强调慈善事业当承担使命，相关慈善活动已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。然而，慈善难以承受如此之重。首先，慈善资源本身是有限的，即使有心也力不足，况且慈善的主要社会功能并不在于此。其次，这些问题的个案频繁出现很可能让人们变得麻木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要解决这些问题，关键要从检讨有关制度安排着手。我们应从社会公正、从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理念出发，调整有关经济社会制度。比如说，国家将更多的公共财政投向公共福利。